互聯網時代,輿情時時有、處處在。一個短視頻、一條評論都有可能打開流量的“閥門”,有的品牌可能因此被夸上頭條,也有部門可能因此被罵上“熱搜”。
輿情處置是一門實踐性和實戰性非常強的社會應用和治理科學。在這方面,胖東來稱得上是一名優秀選手。
前段時間,有網友曝光胖東來合作的搟面皮加工店衛生狀況較差,針對此事,胖東來立刻著手調查,對相關檔口、加工點進行處理,隨后發布了一份長達六頁的調查報告回應此事,報告提出:對于發現食品安全隱患的顧客,給予10萬元現金獎勵;為所有購買涉事搟面皮、香辣面的顧客辦理退款,給予1000元補償(共8833份,合計883.3萬元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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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次事件中,胖東來不僅沒有“扣大分”,還用真誠且迅速地處置和回應“實力圈粉”。這也難怪在諸多商超陷入盈利困境時,胖東來能夠一騎絕塵了。
“禍兮福所倚,福兮禍所伏”。“危機”中包含著“危”——危險和危難,也包含著“機”——時機和機遇,危機的危險性和機遇性是同在的。如何在變局中開新局,在危機中育新機,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課題。
巧妙設置新議題轉換公眾視覺焦點
輿情產生后,涉事主體要善于觀察,主動尋找新的角度,設置新議題,化被動為主動,在危機中找到契機,扭轉輿論焦點。
“牽手門”事件以有圖有真相的方式出現并發酵。當事人所在單位反應迅速,快刀斬亂麻,當天免去當事人胡某職務,接受紀委調查,一個月后公布調查結果,毫不拖泥帶水。
處理過程中,單位對當事雙方所有八卦只字不提,僅強調胡某被免職,將公眾的視覺中心聚焦在對胡某的快速處理上,將其設置為主要議題,回應社會關切,引導公眾關注主要矛盾,這一做法避免了輿論一窩蜂地關注男女主角八卦,樹立了社會公信力。
借機開展宣傳放大涉事主體正面影響力
輿情發生后,流量往往蜂擁而至,哪怕這種流量帶有負面情緒,也是涉事主體獲得曝光度的一次絕佳機會。因此,涉事主體如果能在應對中找到恰當的宣傳角度,借助輿情事件樹立正面形象,或許就能夠“失之東隅,收之桑榆”。
今年4月份,常州市一副市長現身鳳凰傳奇演唱會,其抖音賬號評論區接收到一些諸如“廁所數量太少”的意見反饋,該副市長立即回復“今天改善”,表示常州將竭力為游客做好服務,趁機拉了一波好感,展示了常州布局戶外音樂節、打造品牌優勢的誠意和決心。
其實,淄博、哈爾濱等文旅城市的出圈,背后都存在著相似的流量密碼——一旦出現輿情危機,迅速解決問題的同時積極展示自己的正面形象。
在與公眾的共情中實現二次傳播
社交媒體時代,二次傳播更為普遍和迅速,受眾會結合實際情況和自身傳播需求,對原始內容進行復制粘貼、加工修飾后進行自發傳播,這種“自來水”式的二次傳播,效果顯著。因此,輿情處置的關鍵之一在于是否能夠與受眾形成共情,即拉近與網民之間的距離,包括以平等姿態切入,掌握“網言網語”,實現與公眾的“同頻共振”。
前幾年,人民日報在建軍節前夕推出的新媒體產品“軍裝照”迅速成為爆款,后有媒體發布消息稱,這一產品其實是有人假冒人民日報客戶端設置的釣魚鏈接,在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,引發網民擔憂。人民日報客戶端發布聲明進行辟謠,該媒體迅速向人民日報和網民誠懇道歉,并發布“天臺謝罪求原諒”“天臺太熱,我回來了”等詼諧幽默、富有感情的“網言網語”,還不忘推出抽獎送禮品活動,成功塑造出一個誠懇負責的形象,引發網友自覺參與傳播,化解風波的同時贏得了輿論好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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輿情應對要和公眾站在一起,動之以情、曉之以理提供事實真相與情緒價值,再加上各種能夠獲得諒解的切實動作,才能達到公眾“心悅誠服、由衷理解”的效果,實現二次傳播。
此外一定要注意,輿情回應看起來是“說”的功夫,實際上一定要建立在“做”的基礎上。這個“做”,既包括精心準備表態發言,更在于認真做好本職工作,尤其是改正工作中已經出現的瑕疵。這才是治本之策。
“做”是第一性,“說”是第二性。即便某些事件確實棘手復雜,但只要迎難而上、勇于去“做”,并將具體的成果有效地傳遞出去,自然就能平穩地化解危險、找到機會。
在做的過程中,反應迅速、實事求是、高效溝通、有的放矢、講究方法等原則也務必要遵守好,否則如同“鼠頭鴨脖”等事件,負面信息如同脫韁野馬,在社交媒體上狂奔不止。這時再想要挽回公眾信任與自身形象就會變得異常艱難。
當然,輿情處置不能只靠出現問題后的彌補措施,還需要從源頭抓起,保持一定的輿情敏感度,建立完善的輿情監測體系,及時關注輿論態勢,一旦出現問題苗頭就要及時干預轉化,引導事態的發展方向。
危機背后雖藏有契機,但從根本上來說,化危為機是涉事主體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,不能掩蓋問題。最值得重視的輿情處置方式,也不在危機發生時,而在于平常。